Geopolitical Friction 與 Institutional Instability 定調第 61 屆 Venice Biennale
導言
第 61 屆 Venice Biennale 在行政動盪與地緣政治緊張的氛圍中開幕，其特徵在於評審團集體辭職，以及針對國家代表權問題而引發的廣泛抗議。
正文
由於評審團集體辭職，該展覽的結構完整性受損。評審團指出，他們拒絕評核領導層被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發出逮捕令的國家作品，特別提及 Russia 及 Israel 。因此，傳統的 Golden Lion 獎項將由公眾投票機制取代。部分參與者，例如 Ukrainian 藝術家 Ksenia Malykh 指出，此舉削弱了該機構的專業地位。此外，Russian pavilion 的存在加劇了不穩定局勢；儘管 Italian Ministry of Culture 在 5 月 9 日後限制公眾進入其內部，但其象徵性的存在仍是 Ukrainian 代表爭議的焦點，後者認為此類中立立場無法成立。 與這些機構危機平行，該活動已成為政治異議的活躍場所。一個由 200 多名藝術家組成的聯盟（包括 British 代表 Lubaina Himid ）簽署了一份正式要求，要求移除 Israeli pavilion ，理由是 Gaza 持續進行的衝突。這種情緒透過名為 「Solidarity Drone Chorus」 的遊行具體呈現，約有 60 名藝術家參與。相反地，部分參與者認為 Biennale 應作為一個中立的避風港，讓個人藝術表達獨立於國家護照或國家隸屬關係之外。 在國家館內，由 Lubaina Himid 策劃的 British entry 利用大型繪畫與策劃的聲景相結合，探討移民的複雜性及歸屬感概念。 Himid 的裝置作品名為 「Predicting History: Testing Translation」 ，透過勞工（如裁縫和建築師）的形象，質詢 Black Britons 所經歷的心理摩擦。這種對殖民遺產及社會排斥的主題關注，反映了 Biennale 更廣泛的氛圍緊張。策展人如 Marie Helene Pereira 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傳統的民族國家展覽模式日益被視為一個存在爭議且可能過時的框架。
結論
第 61 屆 Venice Biennale 仍處於一個兩極分化的環境，當代藝術與國際外交的交匯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機構紊亂。